在古与今这个问题上，理学家并非食古不化，譬如二程重视礼之时为大的精神，朱熹则更直接说：居今而欲行古礼，亦恐情文不相称，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，令有节文、制数、等威足矣。
《大学》所说的至善,明显是包含着追求治国平天下的至善。孔子认为,践行这些美德是参加政治的前提,也是取得治理效果的根本。
前者是传统政治话语的核心,后者后来成为新政治话语的核心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儒家的政治观,不仅是美德政治和贤能政治,而且要加上批评政治,前者重自正,后者重他正。由于人有能力达到这样的美德,就有责任以追求美德作为他们一生的主要目标。他特别引用了董仲舒关于人君正心的话,强调人君正心的根本重要性。到了孟子晚年,已经不再关注、强调君主德行的内化,而全力要求君主接纳他的政策主张和行为劝诫。
与孟子一样,董仲舒所言,不再如孔子那样提出君主应当具备的诸项政治美德,而统之以正心,这里的正心不是士人的修身,而是君主的正心君子笃于亲,则民兴于仁;故旧不遗,则民不偷。这是人生最亲切的体认。
生命是不能离开情感的，这就是宋明儒所说的体用一源、体用统一。答：仁者之爱是理性化的道德情感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的爱，即不是私情私爱。佛、道与儒虽有不同，但在如何实现超越的问题上，有一致之处。我说自我超越，就是超越小我而实现大我，大我亦可以说是无我，但只是无小我，大我则是与道合一、与佛合一，无内外主客之别。
自然主义者则认为，一切都由自然规律决定，自然界无目的，只有必然性或因果律，就人而言，只有自然法则、自然权利。但性又是潜在的，其萌发生长之处便是情，情是真正的善端，必待扩充而后为善，即成为普遍化、理性化之性，这是一个过程。
用传统的机械论的方法，当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，必须改变思维方式。西洋哲学或离现象而求本体，或即现象而求本体，这种趋向也许是导致分割宇宙人生的关键。其普遍认为中国哲学视客观宇宙与主观人生（即天道与人道）并未隔绝。西方传统文化强调知性，强调理性，其结果是造成人的分裂。
人如能自觉体认到这一点，便能超越有限自我，与宇宙生命合而为一，达到无限，尽管他仍生活在有限之中。反求诸己就是建立道德自律，挺立道德人格，同时也能体验道德人生的真正乐趣，即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但是按照中国哲学，则认为宇宙自然界便是德性之源、价值之源、道德之源，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，就会切断生命之源、价值之源。关于这个意思先生可否就《易经》即宋儒义理方面引述一下？ 答：部分与全体交融互摄实质上是一种整体有机论的宇宙观、人生观，它直接来源于佛教哲学，但符合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。
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宇宙本体论，有理有太极作道德本体，又有性情体用之说，以性为体，以情为用，用必由体而成，体必由用而显。部分实现全体的精神，此在中国人的人生观最可见。
因此，中国哲学虽然讲本体，却与西方哲学大不相同。但从德性上说，则不必将主客二者对立起来，如果对立起来，那么，所谓德性，所谓道德，所谓价值，就变成完全主观的，现代西方有一派哲学，就是如此主张的。
这就是即本体即作用，即作用即本体。所谓伦理，是指社会伦理，是由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决定的，但它有没有内在的心理根据？这正是儒家所关心的。《易经》所代表的宇宙观，就是整体论的宇宙观，同时又有主体论的观念，我称之为整体主义思维[1]。如果有了最后的答案，哲学与宗教也就不存在了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就是生命的健动。但仁与天又是联系的，天生德于予，这所谓道德，包含仁德，知天命便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。
论及身心性命之学的真实内涵，海外有学者尝谓要从人生与自我修养之中转化、解悟以期超越。中国文化充分肯定的生命意义和价值，就在于它没有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，以确立所谓认识主体。
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他们都主张自修而不主张他修，都主张自我超越而不是外在超越。
生的哲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，天人交融正是由宇宙生命贯穿起来的，人的生命的情感世界是同天道以及天地万物息息相关的。这确实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精神。
正因为如此，宋明儒所说的性理，并不是纯粹理性的设准，其真实内涵是生理，即生命之流行。在解决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时，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将部分与整体对立起来，既没有将部分视为独立的存在，也没有将整体视为绝对的实体，恰恰相反，部分不离整体，而整体不离部分，两者是互相涵摄的关系。而西洋哲学则将客观宇宙与主观人生分离。康德提出灵魂不朽与无限等问题，但如何实现，仍然未能解决。
部分与整体是这样，部分与部分也是这样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仁作为心之德，是内在的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
自从康德出来，限制了人的理性，却又提出现象与本体的二元对立，超越现象，实现本体，又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。答：西方哲学诚然是主客二分的，中国哲学诚然是主客合一的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仁有超越层面的内涵，即天之生道或生德。只有人才能继善，也只有人才能成性，成性所以继善，这就是天人合德。
至于《易传》的三才之道就讲得更加明确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，人类中心论已经反过来惩罚了人类自身。* 原载《中华文化论坛》1998年第3期，第10‒11页。造成当前生态破坏、环境污染、资源和能源短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？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，在这里，是不是出了问题？人们都知道，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，但这所谓理性，是工具性的，不是目的性的，其特点是将自然界作为无生命、无价值的对象，无限制地进行开发与索取，只有人类才是宇宙的中心。
它除了主张要爱人类生命，由此产生一系列伦理原则之外。否定文化价值的作用，正是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原因之一。
人类在庆祝科学技术胜利的同时，不能不面对这一严重的挑战。这并不是完全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，而是重建价值理性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无论道家关于自然的学说，还是儒家关于生的学说，都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哲学。这种惩罚具有根本性，因为它是人类自己造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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